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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著作权的艰辛维权路

发布时间:2021-01-21 01:40:04 阅读: 来源:膨胀阀厂家

广州市花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实例

近几年来因为法律规则还不够健全,网络著作权侵权现象极其严重,受到全社会的广泛重视,也逐渐得到各级管理部门的关注。在互联网低俗之风彻底整治的大环境下,要树立中华优秀的网络文化内容和规则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规则更是解决内容健康性的根基。广州市花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业界俗称"花雨" ),以自主开发的数千种小说版权称冠书业,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十年来从事言情小说、青春文学、杂志文集的选题策划、制作和出版发行,特别是健康向上的口袋本形成的标志性的口碑;2003年以来,通俗阅读领域的电子图书逐渐替代传统图书,花雨也成功实现了从图书出版向数字出版过渡的跨媒体盈利模式。但是网络盗版疯狂挤占了的合法市场空间,花雨也被迫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维权行动,几年来举步维艰,以下是花雨诉"盛大计算机网络公司"侵权247部作品(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已判花雨胜诉)、花雨诉"晋江文学城"侵权600多部作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等案件中的一些难点,这些问题也是著作权人共同的难处和中国的文化创新力健康持续发展急待解决的焦点。

难点一:技术管理带来的确定被告难。

目前,确定被告的方法主要是看侵权网站的版权标识列明的所有者,并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ICP/IP地址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网站的主办人,把二者共同列为被告。

对于公司开办的网站,可以通过向工商局查询该公司的注册登记资料来进一步明确被告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和联系方式。但是对于那些个人网站,工业和信息化部ICP/IP地址信息备案管理系统仅写明网站主办人和网站负责人的姓名,仅凭一个名字去查找一个真实的人无疑是大海捞针。花雨的律师到广东省通信管理局进一步查询这些主办人、负责人的地址、身份证号码等详细信息时,却被告知这些信息省局也没有掌握,是直接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的。

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工业和信息化部授权各省通信管理局设置ICP/IP地址信息备案查询窗口。

难点二:有关管辖的规定不利于著作权人。

《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就是说,只要是认为自己被侵权了,权利人就可以任意选择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或被告住所地其中之一的法院起诉。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的法院管辖。在这里,"侵权行为地"解释为"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这实际指的是"侵权行为实施地"。只有在运用上述方法难以确定管辖法院时,发现侵权内容所使用设备的终端所在地才可视为侵权行为地,即"侵权结果发生地"。

根据《民事诉讼法》,著作权人可以选择在发现侵权内容所使用设备的终端所在地(通常是原告所在地或者证据保全公证地)起诉;而根据《解释》,权利人要到被告即侵权人所在地去起诉,只有无法确定时才能在原告所在地起诉。很明显,《解释》相对于《民事诉讼法》而言,给了权利人较小的选择权,这对权利人是相当不利的。

花雨起诉北京晋江文学城侵权纠纷一案,就被迫到北京去起诉。然而,起诉后,被告方提出管辖权异议(因其户口不在北京而在石家庄),被驳回后又提出上诉,拖延了半年多的时间,结果案件立案将近一年了至今仍未开庭。

花雨的遭遇和困境,相信所有的著作权人都曾遇到过。迫切希望法院能够修改这一条司法解释,更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

难点三:分案立案增加了维权成本。

花雨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和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同时进行了两场性质完全相同的诉讼,均是因花雨几百部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侵犯而提起的诉讼。

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花雨600多部小说被侵权,作为一个案件被受理立案审理了。而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265部小说,却被要求分成265个案件来立案,有关的诉讼材料要分成265份,大大加大了的成本。最后在判决时,浦东法院却又裁定将这200多个案件合并成一个案件来审理并做出了判决。由此可见,这个案件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案件来立案,浦东法院的做法,无疑是人为的加大了维权人的成本,并拖延了时间。

难点四:一些法院对著作权案件诉讼费的理解不正确,诉讼费成本过高。

同样是著作权纠纷案件,上海浦东法院和北京海淀法院的诉讼费收费却相去甚远。花雨的600多部作品被侵权,在海淀法院的诉讼费才30000余元,而浦东法院对265部作品侵权纠纷却核定出212000元的诉讼费。

2008年7月1日,浦东法院向花雨送达了265份《预缴诉讼费用通知》,核定了应预缴的诉讼费共计13369元,花雨按要求交纳了诉讼费。然而,到7月15日,又收到该院《诉讼费用结算通知(补收)》,要求申请人补充缴纳案件受理费、申请费198631元。

按照国务院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即便是分为265个案件,应缴的诉讼费为也只有13369元,因为案件都是涉及金额的案件,每件50元。而浦东法院却硬将这些案件作为"不涉及金额"的案件来立案,每件收费800元。

难点五:著作权人举证成本高。

民事诉讼以"谁主张、谁举证"作为举证的基本规则。在著作权维权案件中,作为原告,需要提交的证据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证明自己是著作权权利人的证据,另一块是证明侵权事实的证据。

为了证明自己是著作权权利人,需要提供样书、出版社证明、委托创作合同等。由于我司作品数量大,涉及的出版社和作者人数众多,需要提交的证据就十分庞杂。特别是,被告方一旦对委托创作合同上的作者签名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又往往要求原告方补充证据。而原告方要补充证据,就得请作者本人出庭作证或到公证处对签名进行公证,这个成本是根本无法承担的。

另一方面,为了证明侵权事实,著作权人能采用的有效方式就是对侵权网站的事实进行证据保全公证。但这个公证成本相当高,而且有些公证处明确宣称对手机网站的侵权证据保全公证根本就不做。就是提交了公证书作为证据,在法庭上,被告方也会对公证书吹毛求疵,稍有遗漏便动辄主张公证书无效。

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目前的举证规则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对著作权权利人无疑是很不利的。我们强烈的呼吁,请求法院在举证责任分配方面向权利人倾斜,减轻权利人的举证责任,降低原告方的证明标准(例如,公证中只要证明侵权作品存在即可,不能要求权利人将侵权作品全文进行公证),并推广类似"时间戳"等新的举证形式,以降低权利人维权的成本。

难点六:法院确定的赔偿标准过低。

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赔偿计算方法规定,除去当事人自愿达成按照其他方法计算赔偿额外,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主要从三个方面掌握:一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人的非法获利;三是受到侵犯的著作权公平合理的使用费或转让费。

由于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侵犯的是权利人的无形资产,隐蔽性、规避性强,权利人举证难,赔偿数额更是难以计算,所以在知识产权案件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判决的随意性也很明显。常常会出现"赢了官司赔了钱"的问题,权利人看似赢了官司,但赔偿数额却不能弥补其实际受到的损失。

就花雨起诉上海盛大的案件而言,我们仅为了这个案件就花去了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费用达146843.9元,而法院判决的总的赔偿金额才20万元。也就是说,我们100多部作品被侵权,法院判决赔偿的金额才50000多元,折每部作品赔偿215元,而且整个维权过程所耗的精神损失也非常巨大。可见,法院酌情认定的赔偿金额严重偏低。

法院判决的赔偿如此之低,那么那些个体作者如果有作品被侵权,如何敢去维权呢?前几年,一个叫王强的作者状告江苏电信网络著作权侵权案一审以胜诉而告终,然而最后算笔帐,花去诉讼费1.76万元、律师费2万元、误工费1.25万元、差旅费0.4万元,合计已超过5万元,而法院判决的赔偿额才2万元。也就是说,王强打赢了一场官司,但亏掉了3万元。

法院判决赔偿的标准低,其危害不仅在于使权利人不敢去维权,更在于使侵权人更嚣张,使网络侵权成了一桩低成本高收益且风险低的生意了。

要想遏制住网络盗版侵权现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大幅度提高赔偿标准。只有提高了赔偿标准,权利人才敢于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侵权者就不敢大肆侵权了。

关于赔偿标准,除了要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开支外,还应当增加对可得利益的减少或者丧失的计算。这一部分损失应包括但不限于:①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应当支付的合理的著作权许可使用费;②权利人因合同变更、终止所遭受的可得利润、许可费、稿酬等的减少或者丧失;③因侵权产品挤占市场而减少合法许可/销售数量的营业利润。该损失可以按照合法许可/销售的利润率乘以其减少许可/销售的数量或者乘以侵权人销售侵权作品的数量来计算。

难点七:一些网站以网友上传形式上载侵权作品,给维权带来新的难点。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服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向该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

由于有这条的规定,很多侵权人就假借网友的名义,上传侵权作品。所谓"网友上传"的盗版内容,实质上是由网站方假借网友上传的名义,自行组织人力进行上传的。对于这种掩耳盗铃的侵权行为,很多法官被蒙蔽,仅依据前述的条例十四条简单认定不构成侵权。这也需要法院系统加强培训,特别是对相对落后地区的法官的培训,使著作权侵权案件审理也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

难点八: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使著作权维权难上加难。

花雨的2000多部作品被晋江文学城侵权,取证后向广州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进行了举报。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受理了举报,予以立案并对晋江文学城网站的部分侵权证据进行了电子证物保存,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晋江文学城网站ICP备案在北京市,根据行政案件管辖规定,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向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通报了案情,并发出案件协查函。接函后,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联合北京市公安部门对晋江文学城网站ICP的备案地址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各类涉嫌盗版图书7000余册、用于非法发行的计算机主机和传真机各1台进行登记封存。

晋江文学城的行为已足以构成犯罪,同样,上海浦东法院分案立案、提高诉讼费、降低赔偿标准的种种作为,也是很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上海浦东法院法官多次打电话给花雨要求与被告和解的语气:'再少些,再少些……',到底法律在保护什么?

结论:违法成本奇低,而护法成本奇高。社会呼吁加重赔偿标准治本。

以上不难看到,违法成本奇低,而护法成本奇高。这么一来,很多的作者只好宁愿不护法,宁愿被侵权了。这就最大限度地贬低了著作权人的价值,实际上网络文学的平均千字回报率已经到了2元/千字,很难想象我们的下一带能够阅读什么?因为如果著作权得不到有效保护,那么作品是否精品,对著作权人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思想的结晶本来应该比手工艺术品更个性,更独特,更精雕细刻,更耗费心血和时间。但因为权益缺乏保障而造成的生存压力,作者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就必然大行其道,为了沉迷读者,作品唯精神刺激的暴力化、情色化、极端化、泡沫化、碎片化、拖沓化就将成为普遍现象。对于知识产业来说,著作权人无疑是最重要的元素,没有著作权人的创作,整个知识产业都是无根之木。因此,我们强烈的呼吁,各级法院、执法机关、行业协会等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部门和机构,推出更多的著作权保护手段,首先提高赔偿标准并逐渐完善不合理的维权成本和程序,就象生产有毒食品必须重打除根一样,加大打击力度保护我们的精神粮食。所有有良知的版权企业都愿意参与进来,一起为维护著作权权利、净化和繁荣市场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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